原萃丨李文溥：我看两赵（赵建 vs. 赵燕菁）关于债务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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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两赵之争
赵建与赵燕菁关于债务的争论，尽管涉及问题甚多，但争论焦点在于：当前是否应当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通过发行国债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赵燕菁极力主张如此，赵建坚决反对。至于其他，我觉得还是其次的，可以暂且不论。
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承购方无非是这样几个：1.居民，2企业，3.商业银行，4.央行。在目前情况下，由居民和民营企业承购的可能性显然是不大的，而且，即使承购，也将进一步扭曲现有的结构失衡：居民消费因此更加紧缩，民企投资能力进一步下降。国企承购，估计也难：自己尚且债台高筑，自顾不暇呢；商业银行承购，如果商业银行并不因此从央行获得资金来源，那大概也只能把手中即将烂账的地方债置换成中央财政担保的国债；央行承销。无论3或4，最后结果都是财政赤字和通胀。因此，赵燕菁的政策主张实际上是用通胀从老百姓那里掏钱重启经济。
赵燕菁不仅主张通过通胀为此前的地方债埋单，而且主张发行更多的国债给各级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大兴公共工程创造需求，启动经济。
赵燕菁希望再来一个四万亿工程，甚至更大，投入更多的资金。
赵燕菁的观点显然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中国目前遇到的只是经济周期性下行，社会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想法扩大就行了。他而且认为，地方政府就是企业，而且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企业。所以，扩大总需求，就是要让各级地方政府有钱搞公共工程，搞房地产。只要公共工程搞起来了，房地产就跟上了，经济就能拉动起来了。
赵燕菁的潜台词是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没什么毛病。没什么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需要解决，也并不因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之前，是低收入经济向中等收入经济过渡，2010年之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高收入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而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完全可以照搬2010年之前低收入经济阶段的发展方式，继续沿着此前的发展道路一直走下去。
赵建的思路建立在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基本判断基础上，因此，当务之急是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赵建认为：内需不足，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不振，民营企业投资下滑。如果用政府举债，公共投资取而代之，则会进一步恶化现有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因此，他坚决反对通过政府举债投资重启经济。
我认为，相比较而言，赵建的观点更合理一些，赵燕菁的主张却值得商榷。
如要说清楚这一观点，需要简单地回溯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收入分配演变史。
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国有制在城市经济中——农村则是准国有经济的人民公社的一统天下——占绝对统治地位。决定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并使其不断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财政主导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一五时期至八十年代初，我国国民收入中储蓄部分基本上为国家财政所占有。因此，国民经济投资主要体现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它保证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然而，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的累积效应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8－199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最终分配格局变化
资料来源：王春正主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因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的转变，关键在于国民储蓄从政府所有基本上转为居民所有。国家因此失去了垄断整个国民经济投资的能力，然而，政府却不愿意放弃既有的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型配置，只是迫于财源枯竭而将原先的财政拨款投资改为“拨改贷”，结果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就造成了企业对银行和银行对居民的双高负债以及国民经济的三角债，宏观经济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它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在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在90年代中后期推进了国有企业改制，使国有经济配置结构从计划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过渡。国企三年脱困期间，有3000多万职工下岗分流。分税制当年就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至55.7%（1994），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降到了44.3%。此后基本维持这一比例。但是，地方的事权基本不变。地方政府只好想尽各种方法广开财源。恰逢其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住宅需求剧增，房地产业乘势而上，成为各地的支柱产业，城市土地急剧升值，土地财政因之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其结果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财政收入增速持续超过经济增速，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政府收入占比上升的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4年的69.6%降至60.3%（2019），降低了9.3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过去相当稳定，近年来逐渐上升，城市居民的储蓄率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连续下了两个台阶，从80年代的平均89.87%降至66.25%（2019）。其中，房地产价格猛涨，显然功莫大焉。中国经济因此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内需不足，它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此后，中国经济增长日益依靠外需拉动和投资拉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搞4万亿投资，进一步扭曲了国民经济结构。2016年民营经济投资断崖式下跌。各地政府为保增长，更进一步依靠政府投资。为筹集投资资金，严重依靠土地拍卖，依靠推高房地产价格，依靠各级政府融资平台举债。然而，这些为保增长而进行的投资，多是无效投资。它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率急剧下降。三年抗疫，更使经济增速断崖式下降，居民收入增速大幅度下降。202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竟降至GDP的43.39%！财政收入增速也急剧下降，财政支出却不断增长，终于导致今日之困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之困局，确实不全是三年抗疫造成的，相当程度上是这20多年来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两高一低”（高出口，高投资，低消费）发展战略的负面结果累积，是追求GDP最大化以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恶果，近年来的国进民退更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它们阻滞了经济市场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逆转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市场化转型，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结构失调。在国民经济现有格局下，赵燕菁的政策建议有可行性吗？我很怀疑。因为：1.它不能改变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现状，居民消费从何扩大？号称“中国房地产之父”的某董事长说，居民把储蓄拿出1/3，中国的房地产业也就活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位董事长对房地产业真是父爱精神可嘉。然而，房地产业是“房地产之父”的儿子，就肯定不是老百姓的儿子啊。寄希望于居民视房地产业如子，将储蓄都拿出来买房，救房地产业于水火，这个玩笑还真是开大了。要知道，居民消费倾向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且不说存量的储蓄，就是流量的当年收入，其用于消费的比例也不是随便可以上下的。可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完全取决于消费增速而不取决于消费绝对额。有论者认为中国的消费数量巨大，完全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这也是误解。当年消费的绝对量无论多大，只有与上年一样也即增速为零（假定投资、净出口增速也同时为零），就只能维持零经济增速。因此，在居民消费倾向稳定的前提下，不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却指望居民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增速，那不是缘木而求鱼吗？2.它不可能促进民营经济投资回升。相反，由于政府投资会挤占银行贷款，由于国有单位向来不计投资成本，通过发债大兴公共工程启动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推高贷款利率挤出民营投资。没有民营投资，何来的生产性投资（1）？何来的投资效率（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向来是无效率的）？顺便说一句，赵燕菁将政府视为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企业，将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资视为生产性投资。这似乎是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的。如此定义，那就没有什么政府与企业之别，非生产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之别了。3.不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谈何出口增长？不知何故，从五十年代开始，国有外贸企业就一直是擅长进口而拙于出口的，相反，民营企业在出口上则一直占有优势。疫情前的2019年，民营企业出口就占中国总出口的51.9%，民营及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当年全国外贸总值的82.5%，国有企业进出口在外贸中占比不到20%。没有民营企业，不知中国的进出口会掉几个百分点？顺差能否保持？如果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由正数转为负数，那对经济重启岂非雪上加霜？没有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民营经济的发展，消费、投资、出口三架引擎将一起熄火，哪怕发行再多的国债，我也怀疑经济能否因此重启，增长能否持续。因为，这几年为了保增长，政府的很多投资是严重无效率的。某山区县，借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十多亿贷款，在县城边修了一个知青广场，除了供县城居民散散步，似乎别无用处；某沿海城市，花数十亿投资，在隔江的城市新区修建三馆（博物馆、艺术馆、城市展示馆），另一沿海城市，因为一场电影颁奖会，将城市沿街的居民住宅外墙粉刷一新。如此政府投资，基本上是靠各种地方债进行的，它靠什么产生GDP增量，收回投资呢？当然，不是说公共项目投资都不需要。但是，为保增长而上马此类项目，却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大举发行国债，地方政府在卸掉既往的债务包袱之后，会进行什么投资呢？我担心，为了重启经济，为了保增长，会有更多更不靠谱的投资，因为相当多地方的公共基础设施相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超前，甚至过剩，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不足了。赵燕菁认为通过改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必定会推动土地增值，发展房地产，收回投资。这似乎也不太现实。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积就已经达到33平米。这一水平与相当多发达国家比也不遑多让。十年过去，想必人均面积只会更高。我们不能脱离国情，脱离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让平民负债买豪宅，让每家都按揭买多套房（2），来拉动房地产业。如此保增长能否保增长，大可质疑，更何况其意义令人怀疑。从日本、韩国等先行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大致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20余年。中国的房地产业高速发展，至今也20余年过去了。其发展空间已然见顶。在现有的人均拥有水平上，即使还有些城市住房供给尚有些不足，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看，也已相当有限，因此，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继续发展房地产业，在政策上已无太大意义。相反，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进入经济服务化时代，然而，服务业却是中国至今市场化水平最低、开放程度最低、国有就业比重最高的行业。发展服务业，需要的恰恰不是发展国有投资，而是解除管制与经济市场化，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显然，这哪里是大举发行国债扩大政府及国有投资可以做到的呢？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吾不知其可矣。（1）2019年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60.3％，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更高达85％以上。（2）近日听说某市房贷可以贷到100岁了。2023年2月17日